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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教育部特殊教育处谢敬仁处长应邀率领SigAm项目中国聋教育代表团访问挪威，并接受媒体采访，采访内容如下：
伊丽莎白：1）我对您上午的演讲印象非常深刻。双语教学，政府是赞同的，那么政府是在哪个层面上接受？
答：我接受过很多媒体的采访，但这是第一次接受外国记者采访。中国聋人群体庞大，听力残障的2004万，加上言语残障的127万，就是2131万。当然，致残的原因不同，有先天的，也有后天的。残障的程度也不完全一样，有完全失听的，有部分失听的。残障人所处的家庭环境不一样，残障的年龄段也不一样，所处的状态不一样，有家庭条件优越的，也有很困难的。由于上述原因，决定了这个群体的需求是多层面，多渠道的。一种教育模式、手段和方式不可以同时满足这二千多万聋人的教育需求，让他们掌握适合的他们沟通方式和手段，需要提供相应的教育。聋教育需考虑手段和方法的多样化。比如：口语方法固然很好，让聋孩子听得到，说得出，借助现代化的手段，如助听器、人工耳蜗，但并不是说所有的聋孩子都能够做到这一点。那些家境条件好、学校设施和教师素质够、在适当年龄段的聋童，可以达到。
伊丽莎白：2）政府如何看待爱德双语项目的重要性？
答：政府态度很明确：只要对聋孩子有帮助，对聋孩子发展有利，不管什么方法都赞成。至于谁来组织这种培训，谁来赞助，只要有助于聋孩子的沟通，我们都支持。基于这种态度，挪威聋人福利基金会（Signo）和爱德基金会（Amity） 以及江苏省特教专业委员会合作，在中国开展双语聋教育实验，前一个月我去江苏五所实验项目学校考察了，认为这种方法对聋孩子沟通能力的发展有帮助，教育部门对这种行为持赞赏态度，也持支持态度。
伊丽莎白：3）中国目前的双语聋教育最早来自政府诱导、民间发展、还是学校的冲动？
答：我认为最早的推动力来自聋孩子的需要。双语模式的提出引自欧洲，但中国聋教育过程中，有一些萌芽，只不过当初没有这样一种明确的说法而已。当这种理念从欧洲引入，与中国聋教育工作者一拍即合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挪威聋人福利基金会和爱德基金会把这种理论引入中国试点，有了更明确的目的和科学的程序开展项目实验。一句话：项目的引进对双语聋教育起到了推动作用。我们对挪威聋人福利基金会和爱德基金会的项目由衷表示感谢！项目不但有资金，还有智力资源的支持，使我们的工作少走很多弯路。在挪威聋教育界多年积累的经验，我们直接借鉴，对我们的聋教育发展有好处。
伊丽莎白：4）如果从挪方有说法认为中国的工作已展开了，挪方终止这个项目，中国是否继续双语聋教育实验工作？中国是否需要来自挪威的支持？
答：中国特教的发展，根本上讲要靠中国自己，政府、特教工作者，国外政府、非政府团体、友好人士的支持固然非常重要，但只是起到辅助的作用。
这个项目实践证明对聋童的发展有好处，我们要继续扩大，有挪方的支持，我们会走下去。如果由于特殊原因而停止，我们会继续。任何援助都是双方的，挪威在支持项目时，也为挪威发展双语聋教育积累经验。挪方在中国实施项目的同时，对挪方也有一定的帮助。鉴于此，我相信挪威有眼光的专家不会轻易终止这个项目。如果有某人执意终止这个项目，也为挪方的聋教育发展带来一定的损失。
卡米拉：5）中国教育部和中残联在残障人教育方面是否有一些合作？
答：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教育务例》这两部法律法规明确提出教育部是主管教育的政府部门，主管中国所有教育，包括制定方针政策。残联作为非政府的社会团体，是协助政府部门开展教育工作。这两者是主抓和配合的关系。作为残障人工作的重要部分教育，我们两家有很好的配合，今后的特教的发展，还需要我们这两家的密切配合。
伊丽莎白：6）双语聋教育实验在江苏五所聋校，其他也有，是否要进一步扩展？
答：选择首先在江苏，因为江苏的条件成熟，江苏经济发展和特殊教育处于领先水平。但需要双语聋教育模式的不仅是江苏，其他省如四川、贵州同样也很需要，在某种程度上，四川、贵州对双语教育模式更加需要。因此，在这样的省份推广更有实际意义。如果在这两省的实验有突破，理所当然要推广到其他省份。试点的意义不在这几所学校本身，在于得到经验，在更大范围的推广。也就是说，实验工作只是开头，大量的工作还在后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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